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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新聞

羅家倫(1897-1969)於1917年秋天入學北京大學,就讀文科,主修外國文學;唯他興趣廣泛,旁涉歷史、哲學等。課餘則參與學生活動,於五四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更和友人共辦《新潮》,積極探討時代議題,引介新學,推動新文化,直至1920年秋赴美留學。

  羅家倫在北大三年,因緣際會成為後世所稱的五四健將,揆諸厥因,首先當然是他積極參與這場運動,寫下號召五四示威遊行的「通告」;其次是他通過《新潮》的編和寫,不斷強化與運動有關的論述;最後是他終其一生持續探索五四精神。   羅家倫:《新潮》的發起人之一,編輯,且是主要供稿者 《新潮》創刊號出版於1919年元月,咸信是受了《新青年》的影響。經費由學校支持,主要參與者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徐彥之、康白情、俞平伯等北大學生,他們成立「新潮社」,訂組織簡章,決定辦一份有「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並且是有「革新的文詞」的刊物,主題不是課堂學習,風格要統一,亦即「不使他雜亂無章,不使他有課藝性質」。換句話說,他們不想辦成一個校園刊物,而是要迎向新潮、直面社會、探索問題。   創刊時傅斯年是主任編輯,羅家倫是編輯;傅斯年在1919年秋天到英國讀書,由羅家倫接主任編輯(羅出國後由周作人接手)。他們二位無疑是《新潮》的核心人物,就發表作品的量來說,也是數一數二,根據李雲漢先生的統計,《新潮》共發行三卷12期,計有66位作者,其中寫得最多的是傅斯年,有44篇;羅家倫其次,有36篇,康白情、俞平伯、葉紹鈞、汪敬熙也不少,約在10篇上下。   從《新潮》所刊詩文看來,青年羅家倫相當博學,對於世界新潮極有興趣,並能以之對應當代社會,發現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針對外界疑慮的回應,態度懇切而說辭有力。他寫詩、評論、報導及回應讀者意見的文章,已完全使用白話,暢快淋漓而不失雅正。   我們可以這麼說,羅家倫和他的同儕,用媒體發聲,向世人宣告:作為新一代的知識青年,他們將義無反顧地「要使中國現代化」。   1943年七月,羅家倫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文集《黑雲暴雨到明霞》,首篇即〈五四運動宣言〉。羅家倫以「著者謹誌」於文後寫了一篇後記,交代了1919年五四當天寫成這篇宣言的背景,要點如下:(1)時間是當天上午十點鐘,地點在北大新潮社;(2)他受命執筆,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寫成;(3)本來要印五萬張,最後只印成二萬張;(4)這是五四當天唯一的印刷品。   在當天,它其實不稱「宣言」,標題原是「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相關文獻或稱「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非原始名稱)。羅家倫說寫的時候所凝結的是「大家的願望和熱情」,判斷羅家倫在編入自己文集時,為了讓它獨立成篇,有更準確且能自足的標題,乃直接易名〈五四運動宣言〉。   作為一篇「運動」的「宣言」,通常目標要明確,訴求要有正當性,用情要真摯濃郁,用語要簡潔有力。這篇用漂亮白話文寫成的「通告」,完全符合如上的撰寫原則,首先它代表「北京八校」,向「北京全體學界」訴求一個大是大非的國家之生死存亡問題,從日本在巴黎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這在外交戰場上,是他們的「大勝利」,是我們的「大失敗」,後果將非常嚴重,不只青島,整個山東、整個國家都將出問題,終將會亡國的。為了救亡圖存,學生們準備「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接著呼籲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從北大到北京八校,從北京到全國,從學界到工商各界,從中國到各國,這一場以土地和人民為訴求的運動,由點而線而全面開展是可以預期的。羅家倫腕底有風雷,這篇不到兩百字的「通告」,有大戰略,筆力萬鈞。   羅家倫:五四運動的命名者 1935年五月五日,胡適在他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149號上發表〈紀念五四〉。在文中他除了提及五四當天的「通告」,也引述了1919年五月二十六日《每週評論》中一篇署名「毅」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之文章內容,該文為「山東問題」專文之一,旨在回答什麼叫作「五四運動」,先簡述五四當天情況:「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的高壓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然後指出這個運動三種關係著民族存亡的「真精神」:(1)學生犧牲的精神;(2)社會制裁的精神;(3)民族自決的精神,分別加以論述。胡適說:「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胡適那時應該還不知道「毅」就是他的學生羅家倫,他對羅家倫關於五四運動的詮釋表示肯定。要知道,這篇〈五四運動的精神〉發表時,距離五四才三周,羅家倫就能用那麼宏觀的視角,深刻詮釋那一場基於愛國所發起的示威遊行,這很不容易。   此外,我們也要特別指出,羅家倫把這一場示威遊行命名為「五四運動」,一槌定音,其內涵和精神,自此也就不斷地被讚嘆、被重探。   從學生到社會、到民族,層面擴大且提升,學生之犧牲(運動)、社會之制裁(輿論)、民族之自決(尊嚴),其真諦成為羅家倫一生之探求,不過我們總覺得他最關心的還是青年、學生,從五四一周年即反省一年來學生運動之得失,並企圖尋找應行、可行之路,以至於其後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紀念日,關於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他們應該團結以面對時代的挑戰、他們的學習態度及應有之禮節等,他的期勉都非常懇切,語重心長;另外,對於五四運動之被誤解,五四運動和新文學/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國共兩黨對於五四運動的解釋,他都極重視,不斷地駁辯論述,有正本清源之效。   1949年的最後一天,羅家倫在印度降旗撤館;次年二月一日抵台,五月初他有〈五四的真精神〉一文,指出「五四是兩種意識覺醒的表現」:即新文化意識、國家民族意識;二年後他又寫〈憤慨和感嘅〉,對於中共之爭奪五四話語權及台灣當時之保守文化,既憤慨又感嘅。事實上,國府遷台後,面對五四,只強調其「文藝」面,其他的精神面向都不敢碰觸,無怪乎羅家倫在他最後一篇談五四文章〈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1967)中,會如此語重心長地說:「五四運動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就現代化的意義來說,仍是有待我們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羅家倫辭世於五四運動五十年之際(1969),再十年(1979),台灣終於有了《我參加了五四運動》(台北:聯經)、《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五四運動的回憶》(台北:寰宇)三書的問世;往後的二十年間,台灣累積了相當豐富的五四研究成果。千禧年以降,台灣似又回到羅家倫所說「諱言」五四的狀況。在五四百年的此刻,能打破這樣的封閉與寂靜嗎?   羅家倫:永遠的五四健將 為了讓讀者認識羅家倫在五四運動的關鍵角色,提供最原始的文獻資料,中央大學出版了《羅家倫與五四運動》一書。   本書略分二輯,輯一依時間之先後彙編羅家倫一生有關五四的文章,從五四當日的遊行通告,到1967年應《傳記文學》之邀而作〈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計得15篇,從實際參與到近半世紀的五四之思;輯二選錄19篇羅家倫之於五四師友的追憶與評述,寫彼此的交往因緣,有正寫、有側錄,人物躍然紙上,是感人的人物散文,更是這些人重要的傳記資料,帶領讀者回到歷史現場,思入風雲變態中。為使現今讀者認識羅家倫,也更能夠了解文章深意,特附錄歷史學者李雲漢和王聿均二篇憶述羅家倫的宏文。   時值五四百年,理當紀念並深刻反思,中央大學既未曾在新文化運動發展過程中缺席,且扮演了重要的平衡角色,五四健將羅家倫後來又成為影響中央大學至深的校長,我們因之而在五四百年論壇之外,另辦羅家倫與五四運動研討會,並編成此書,盼能讓今之青年可以體會百年風雲,認識一位值得我們敬重的歷史人物。 原文轉載自【2019-05-02/udn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