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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校慶最後一場講座，邀請歷史所李孝悌講座教授與同學們分享在美國哈佛大學求學的四年裡，如何在漢學權威孔復禮（Philip Kuhn）教授的指導下，奠定他對學術的研究方式及角度，並探索18世紀中國歷史背後的社會問題，以及西方近代思想是如何影響他的人生觀與價值體系。
哈佛光鮮背後的「苦行」
李孝悌談起自己對歷史的啟蒙，特別提及高中時期的歷史老師向玉梅。這位老師激發他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也促使他日後以第一志願考進台灣大學歷史系。完成台大碩士學位後，他曾經有過一段徬徨期，認為若只在台灣求學，學的知識過於片面，不利未來學術發展。 二十八歲那年，他透過推薦信進入中央研究院擔任助理研究員，並獲得國科會全額補助，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談及留學經歷，他坦言能有機會前往哈佛是非常幸運的事，但也不諱言那段求學歲月如同「僧侶般的日子」，一年瘦了十公斤，這段歷練猶如「入世苦行」，道出當年求學的艱辛與挑戰。
師承漢學權威孔復禮
談到對他影響最深的人，李孝悌毫不猶豫地提及他的指導教授孔復禮（Philip Kuhn）。正是在孔老師的引導下，他在學術觀點上產生關鍵性的轉變。在哈佛求學期間，孔復禮強調研究歷史必須以第一手檔案資料為基礎，這一觀念徹底改變李孝悌對歷史研究的看法。哈佛圖書館以及哈佛燕京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資源，也讓他得以接觸各類珍貴史料，拓展學術視野。 在教學上，孔復禮也致力於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資料詮釋能力。李孝悌回憶起孔老師的一門「清代檔案」的課程，學生們因教材封面為黃色，私下戲稱為「小黃書」。課堂上，孔復禮要求學生深入閱讀清代官方奏摺，從中選擇一宗地方民變的案件，撰寫一篇屬於自己的故事梗概，並剖析其背後的意涵。這種訓練方式，不僅強化學生處理原始史料的能力，也培養出由小觀大、從微觀推論宏觀的研究視野，對李孝悌後來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深受西方近代史的魅力吸引
雖然和他最有關的是中國社會史，並在孔教授的帶領下，讀了大量的相關歷史和人類學者的研究，這些都是他在台大讀完碩士後都不知道的中國史的另一些重要面相，但李孝悌說他其實花了相當多時間在西方思想史上，他大量的閱讀從17世紀末期一直到20世紀上半葉的相關作品。透過大量閱讀，他對奠定近代歐洲與美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核心理念，有了深刻的理解。這不僅使他更清楚地看見塑造現代西方社會的思想脈絡，也對他個人的人生觀與價值體系產生深遠影響。他在哈佛所學的，不管是中國近代社會史還是西方近代思想史，都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和觀察點，讓他對西方各種理論的來龍去脈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這些訓練讓他不會隨波逐流，也能在這麼多的中國研究中——不管是西方的、日本的，還是歐洲的——看出不同地區作品的貢獻或不足之處。也能從西方學者對西方歷史所作的研究中汲取養分，這是以前在哈佛常常逛書店逛出來的意外的收穫。
李孝悌引用法國思想家傅立葉提出的「四個蘋果」的寓言，說明西方歷史的發展脈絡。第一個蘋果是亞當與夏娃偷吃的禁果，因而被上帝被逐出伊甸園，從此人開始有了原罪，受盡各種人世間的折磨；第二個是希臘神話中引發特洛伊戰爭的金蘋果；第三個蘋果則是牛頓因蘋果落地而發現萬有引力，象徵科學革命；第四個蘋果則是傅立葉在巴黎餐廳看見的一顆價格高得離譜的蘋果，激發他思考私有制與資本主義所導致的不公，進而展開對社會制度的批判與研究，而創立出他的烏托邦社會主義。
面對當前人工智慧（AI）的挑戰，李孝悌認為，AI在資料整理與檢索方面，確實帶來極大的便利與貢獻，但歷史研究絕不僅是資料的堆疊與處理。他強調：「歷史學者不是加工廠的工人。」資料固然重要，沒有資料我們什麼也不能作，但歷史學者還需要具備詮釋史料的能力，對自己看到的資料加以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