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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哲斌／專訪】 夜裡，當你行經台北師大路，走過各式食肆與店鋪，走過攤販與人潮，極可能忽略一個通往地下室的狹小樓梯；然而當你走下樓梯，地底下藏著一個祕密基地，或許也是台灣最具指標性的音樂表演空間，這是許多當紅樂團的發跡地「地下社會」。 《紐約時報》旅遊版曾介紹它，馬英九市長時代的觀光指南推薦它，然而，它也因為被警方勒令停唱，衝撞出台灣Live House的合法化議題；而這一切，要從幾名熱愛音樂的「老青年」說起。 為了地下社會 挪用出國讀書資金 中央大學畢業、從英國留學返台的何東洪，原本在「地下社會」兼差當ＤＪ；一九九八年，他找了水晶唱片的老同事林志堅一起入股，再與原有的經營者林宗明商討，開放讓獨立樂團在現場演唱。 「九○年代中期，台灣有許多獨立樂團出現；後來Roxy、Scum等表演空間結束營業，當時我們認識的瓢蟲、骨肉皮、１９７６等樂團沒有地方表演，所以我們就想試看看。」何東洪回憶，「一開始，這裡沒有舞台，樂團還要自備樂器、自己架。」 綽號「東東」的何東洪，大學時期已是活躍的學運領袖，因反對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而走上街頭，林志堅與林宗明都是當時的友人；幾年後，台灣本土音樂龍頭「水晶唱片」陷入困境時，他抵押房子貸款三百六十萬元，扛著債務聲援水晶老闆任將達。 對比之下，何東洪當ＤＪ的酬勞，每小時只有兩百元，換句話說，如果只靠ＤＪ的收入，他至少要一萬八千小時才能償清貸款。「一開始，這裡就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來這裡工作的人，也都是因為興趣。」他笑說，自己投資「地下社會」的錢，還是挪用父母給他出國唸書的學費。 鼓勵本土創作 帶三首歌才准上台 就這樣，每星期三天，「地下社會」各有兩個樂團表演，周三屬於「學生團」，是新人挑戰試煉的時段，周五與周六則安排較知名的樂團。想進「地下社會」演唱，門檻是「至少有三首自己的創作曲」。 何東洪說，「我跟宗明、林志堅這些五年級生，都是聽西洋搖滾樂長大的，而且以前的資訊不發達，養分很少；因此，我們都希望台灣有自己的搖滾樂。加上台灣的唱片公司不太投資創作樂團，幾乎都是撿現成的，所以我們就用最低的資金，玩自己喜歡的遊戲規則。」 於是，「地下社會」成為墾丁春天吶喊、貢寮海洋音樂祭之外，另一個創作樂團自我磨練、彼此競爭的場子；加上場地小、營運成本不高，他們能容許更大的實驗空間，「因為小，因為獨立，所以我們很自由。」何東洪驕傲地說。 仍處灰色地帶 爭取納入文創產業 二○○五年五月，「地下社會」因為營業登記的項目不符，遭勒令禁止現場演唱，「經濟部的營業登記項目裡根本沒有Live House，所以我們登記的是『地下室小吃店』」。 這個事件，點燃台灣社會看待「地下社會」等音樂表演場地的爭議，隔年，立院舉辦公聽會，許多音樂人及樂迷主動前往關心；由於法規暫時無解，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邱坤良先頒發一張「重要藝文展演空間」的證書，給「地下社會」等小型音樂展場，邱坤良當時承認，由於修法緩不濟急，因此「先畫一張符」保障這些原創音樂的發源地。 「最好笑的是，我們再去申請執照時，還要登記『店內有幾桌』，就是比照陪酒等特種營業來計算；於是，我們爭取將有樂團表演的L ive House，視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環。」何東洪說。 經過多時的奔走與協調，相關法規還卡在經濟部商業司；然而停止表演一年後，「地下社會」重新開放樂團演唱；沒有樂團時，店內ＤＪ會放著各式搖滾樂，甚至從薛岳、崔健到文夏、高凌風，唯獨拒絕甜膩的芭樂情歌。 尋找更多可能 教導年輕人玩音樂 重新復出的「地下社會」，再加上女巫店、河岸留言、The Wall等小型音樂展演場地，共同成為台灣近年獨立樂團蓬勃發展的推手，也是台北面向國際的音樂櫥窗。樂團１９７６甚至寫了一首《地下社會》，向這個充滿自由與冒險精神的地下室致敬。 至於何東洪，目前在輔大心理系任教，他還開了一門「搖滾樂的賞析與實作」，專門教學生如何組團、玩音樂，「第一條就是別放棄原來的工作，因為失敗是正常、成功是偶然。」雖然他不鼓勵大家都變成五月天、蘇打綠，但他認為「玩樂團是培養獨立人格、社會溝通的絕佳途徑」。 「台灣需要各式獨立文化，為社會主流價值找到更多的可能性。」這位英國社會學博士，左手執教鞭、右手玩音樂，繼續為這個「廣義的地下社會」請命。原文轉載自【2010-02-20/中國時報/A12版/我的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