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受到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經濟問題叢生，於是在總統蔣中正與行政院院長陳誠帶領下，一批批來臺官員與留學歐美、學有專精的技術人才，如尹仲容、嚴家淦、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無不摩拳擦掌、夙夜匪懈，貢獻所學，著手改善臺灣經濟問題。
70年代我們創造了讓世界眾所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是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至今根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最新公布全球競爭力報告(2019)，臺灣仍排名全球第 12，亞洲第 4 強，不但總體經濟穩定，且與德國、美國及瑞士一起被評為全球四大創新國。而這一切傲人成績的締造，其實是仰賴許多前輩的努力，他們都共同有著一種求真、做實事的工程師性格，而這種風骨，也一路在政府經建部門中被傳承下來。
由青年才俊組成的經濟人才庫
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籍菁英限制於醫療、中下層教育，並無意培育臺灣本土工業技術專業人才，因此技術與管理人員多為日籍。反觀大陸，即使在抗戰時期最艱苦的階段，仍以公費派遣大批年輕學子出國至歐美留學，或在國內學習科學與新技術，以求工業救國。
到抗戰中期後，中美同為盟軍一員，民國31年政府派遣各單位高級技術人員赴美學習，這些成員中有許多在民國34年後來臺參與復原建設，填補了日籍技術人員遣返後的空缺，能夠讓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殘破工廠得以修復，儘快恢復運作，如政府財經部門的嚴家淦、俞鴻鈞、徐柏園、任顯群、尹仲容、楊繼曾等；農業方面的蔣夢麟、沈宗瀚、湯惠蓀、蔣彥士等；工業方面的嚴演存、孫運璿、李國鼎、胡新南，以及後來的首任工業局局長韋永寧等人。
孫運璿當年擔任台電機電處長，在五個月內復原臺灣80%的電力。
以財經及科技領域頗受讚譽的尹仲容及李國鼎為例。尹仲容為湖南邵陽人，民國1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系，民國38年4月來臺，旋即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生管會）常務委員兼副主任委員，由於主任委員是臺灣省主席兼任，因此實際業務均由尹仲容負責，後尹氏還繼續出任中央信託局局長、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委員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經濟部部長、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臺灣銀行董事長等重要職務，戰後初期臺灣的經濟規劃，均與其有直接關係。
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穩定與規劃，都離不開尹仲容身影。
李國鼎為南京市人，民國1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後考取公費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抗戰爆發後投筆從戎，民國37年來臺擔任「台灣造船公司」（現為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協理，後接任總經理，民國42年轉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專任委員、美援會秘書長，輔助尹仲容、嚴家淦等人。並出任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應用科技小組召集人，其後臺灣經濟轉向高科技發展，李國鼎的規劃與推動，亦占有重要角色。
李國鼎是臺灣科技產業的重要奠基者，當年在美援會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們從尹仲容、李國鼎的背景可知，開創戰後臺灣經濟奇蹟的推手，其實為一群年輕，以技術專業為主的技術官僚，他們就像擘劃臺灣經濟的工程師，在他們掌舵下，往後數十年的臺灣經濟都受益於他們的貢獻。
土改+幣改+美援 逐漸累積工業發展能量
當時臺灣工業需振衰起敝，主要是從三方面開始著手，一是土地問題；二是幣制改革；三是國際援助，這部分主要就是「美援」。
由於臺灣經濟當時仍以農業為主，陳誠自民國38年擔任臺灣省主席後，即積極推行「三七五減租」之土地改革。隨後依序推動「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農地政策，讓長期困擾臺灣的土地問題獲得解決。佃農取得土地，對於耕種更加用心，也使得農業產量增加，解決糧食問題。從此大地主掌控臺灣農業的時代告一段落，而地主所領的補償金則在政府巧妙的安排下，領到實物及股票避免通貨膨脹，且適時轉入發展工商，也給了臺灣經濟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的契機。
臺灣光復初期惡性通貨膨脹，兩年半內（1947年初至1949年6月）物價上漲一千倍，民不聊生，經濟已到了崩潰邊緣。當時臺灣省財政廳長嚴家淦認為物價如不能穩定，一切建設都無法進行，遂向省主席陳誠建議幣制改革，廢舊臺幣、發行新臺幣，限額發行，黃金十足準備，脫離與大陸貨幣聯擊，以及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不僅克服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逐漸緩和下來，加以美援適時到達，更使物價穩定，奠定日後經濟建設基礎。
另一個安定經濟的力量是美援。韓戰之後，美國為了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以資金援助與其結盟的國家，希望能藉由經濟的穩定，杜絕共產勢力的擴張。此一政策不僅有助於臺灣經濟局勢漸趨安定，政府更藉由美援興建經濟發展所需的基礎工業及相關基礎建設，讓臺灣經濟能夠在各期經濟建設計畫的規劃下，由農業逐步向工業轉型。
政府遷臺初期的風風雨雨，尤其是經濟上所面對的通貨膨脹困境，在政府推動一連串有效的經濟計畫，以及美援的協助下，讓臺灣經濟在穩定中成長。
利用美援，臺灣才有資源得以推動多項產業政策與改革。
有效利用美援 臺灣經濟工程師們展拳腳
政府來臺初期，提出許多安定經濟的方案，但惟國庫空虛、外匯不足，讓國家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幸虧有如及時雨般的美援，彌補了經濟發展的多項缺口，也因如此，運用美援的機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簡稱美援會），以及與之合作的經濟安定委員會（簡稱經安會），就成為當年推動臺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單位。由於政府並沒有編列經費預算給經安會，所以經安會並沒有受到立法院太多的規範限制，加上有關部會首長都是其委員，如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美方人員則由美援公署的首長參加，使經安會如同我國當時經濟建設的綜合溝通平台，可運用的權力非常大。
當時經安會的組成皆為公忠體國的一時之選，可以廉潔、有效地運用美援，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回憶當時，認為主持運用美援的官員們高瞻遠矚和劍及履及的魄力，的確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在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得到很高的歷史評價。在這些臺灣經濟工程師的主持下，我國一方面充實了臺灣的基礎建設，並集中在電力、製造、交通運輸上，一方面配合美國期望培植民營企業，而運用美援輔導民營企業發展，例如民國43年輔導王永慶創辦台灣塑膠公司；民國46年輔導徐有庠創辦亞洲水泥公司。
民國47年美援會改組，將經安會及工業委員會合併後，更積極發展了許多重大的公共工程與經濟建設。而經安會秘書長尹仲容轉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行政院長兼任，尹仲容副主任委員實際負責；李國鼎在此時被延攬為美援會的秘書長，並作出非常大的貢獻，例如民國48年設置經濟研究中心，負責經濟計畫設計與整體經濟改革的研究，當年「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及「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即係該中心所研提。同時成立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大力推動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並從各方面研究如何運用美援，促使經濟發展起來。
李國鼎曾用「踩腳俱樂部」形容當時美援會的內部溝通的情況，因為他要「鼓勵大家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反應，就像踩到別人的腳一樣，有助於大家溝通意見。因為做這些工作，一定要長一點、久一點，如果怕踩腳的話，事情就做不成了。」而這種公事公辦、不講場面的工作態度，也傳承到後來的工業局文化當中。
杜紫軍認為當年決策與執行的正確，部分得益於資訊上的優勢。
資訊優勢結合天縱英明
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曾經說過：「我常覺得一個領袖人物對社會的影響是很深遠、很巨大的，臺灣的經濟發展若沒有尹仲容、陶聲洋、李國鼎、孫運璿等先生，一定不會走到今天的榮景，工業與科技肯定起不來。」而曾經與這些前輩技術官僚共事過的前經濟部部長尹啟銘也認為，臺灣的經濟奇蹟與當年這些長官們的決策與執行有直接關係。
前行政院副院長杜紫軍認為，前輩們的決策之所以能如此正確，原因在於「資訊優勢」，綜觀15年美援的歷史，臺灣每年平均接受1億美元的援助，相當於年度GDP的6%，可說是天文數字，但相比這些「有形美援」的助益，「無形美援」的幫助更是不能忽視。
當時經安會及改組後的美援會以相對先進的思維，對我國提出切合臺灣需求的財經政策建議，而且後來承繼美援會的經合會、經建會，因為有中美基金的支援，相對民間也更有能力以其出版物如《自由中國之工業月刊》（中英文版）及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與國外交換許多資料來分析，能第一手接觸國際的經濟動向，所以當時傑出的技術官僚，如尹仲容、嚴家淦、李國鼎等人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比其他人更有資格做決策，加上手上握有產業工具，自然像導師一樣直接決定民間發展方向。
不過擁有資訊優勢，也不代表就能做出正確的決策。杜紫軍表示這種未開發國家的進展模式，其實並非天大的秘密，可是有的國家領導者就做了錯誤的決定，像同時期的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因此這些臺灣經濟的開拓者，可說是資訊優勢同時結合了天縱英明，「這不能不說是臺灣的幸運了」杜紫軍笑著說。
原文轉載自【2019-12-31/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