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1897-1969）於1917年秋天入學北京大學，就讀文科，主修外國文學；唯他興趣廣泛，旁涉歷史、哲學等。課餘則參與學生活動，於五四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更和友人共辦《新潮》，積極探討時代議題，引介新學，推動新文化，直至1920年秋赴美留學。
羅家倫在北大三年，因緣際會成為後世所稱的五四健將，揆諸厥因，首先當然是他積極參與這場運動，寫下號召五四示威遊行的「通告」；其次是他通過《新潮》的編和寫，不斷強化與運動有關的論述；最後是他終其一生持續探索五四精神。
羅家倫：《新潮》的發起人之一，編輯，且是主要供稿者
《新潮》創刊號出版於1919年元月，咸信是受了《新青年》的影響。經費由學校支持，主要參與者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徐彥之、康白情、俞平伯等北大學生，他們成立「新潮社」，訂組織簡章，決定辦一份有「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並且是有「革新的文詞」的刊物，主題不是課堂學習，風格要統一，亦即「不使他雜亂無章，不使他有課藝性質」。換句話說，他們不想辦成一個校園刊物，而是要迎向新潮、直面社會、探索問題。
創刊時傅斯年是主任編輯，羅家倫是編輯；傅斯年在1919年秋天到英國讀書，由羅家倫接主任編輯（羅出國後由周作人接手）。他們二位無疑是《新潮》的核心人物，就發表作品的量來說，也是數一數二，根據李雲漢先生的統計，《新潮》共發行三卷12期，計有66位作者，其中寫得最多的是傅斯年，有44篇；羅家倫其次，有36篇，康白情、俞平伯、葉紹鈞、汪敬熙也不少，約在10篇上下。
從《新潮》所刊詩文看來，青年羅家倫相當博學，對於世界新潮極有興趣，並能以之對應當代社會，發現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針對外界疑慮的回應，態度懇切而說辭有力。他寫詩、評論、報導及回應讀者意見的文章，已完全使用白話，暢快淋漓而不失雅正。
我們可以這麼說，羅家倫和他的同儕，用媒體發聲，向世人宣告：作為新一代的知識青年，他們將義無反顧地「要使中國現代化」。
1943年七月，羅家倫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文集《黑雲暴雨到明霞》，首篇即〈五四運動宣言〉。羅家倫以「著者謹誌」於文後寫了一篇後記，交代了1919年五四當天寫成這篇宣言的背景，要點如下：（1）時間是當天上午十點鐘，地點在北大新潮社；（2）他受命執筆，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寫成；（3）本來要印五萬張，最後只印成二萬張；（4）這是五四當天唯一的印刷品。
在當天，它其實不稱「宣言」，標題原是「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相關文獻或稱「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非原始名稱）。羅家倫說寫的時候所凝結的是「大家的願望和熱情」，判斷羅家倫在編入自己文集時，為了讓它獨立成篇，有更準確且能自足的標題，乃直接易名〈五四運動宣言〉。
作為一篇「運動」的「宣言」，通常目標要明確，訴求要有正當性，用情要真摯濃郁，用語要簡潔有力。這篇用漂亮白話文寫成的「通告」，完全符合如上的撰寫原則，首先它代表「北京八校」，向「北京全體學界」訴求一個大是大非的國家之生死存亡問題，從日本在巴黎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這在外交戰場上，是他們的「大勝利」，是我們的「大失敗」，後果將非常嚴重，不只青島，整個山東、整個國家都將出問題，終將會亡國的。為了救亡圖存，學生們準備「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接著呼籲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從北大到北京八校，從北京到全國，從學界到工商各界，從中國到各國，這一場以土地和人民為訴求的運動，由點而線而全面開展是可以預期的。羅家倫腕底有風雷，這篇不到兩百字的「通告」，有大戰略，筆力萬鈞。
羅家倫：五四運動的命名者
1935年五月五日，胡適在他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149號上發表〈紀念五四〉。在文中他除了提及五四當天的「通告」，也引述了1919年五月二十六日《每週評論》中一篇署名「毅」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之文章內容，該文為「山東問題」專文之一，旨在回答什麼叫作「五四運動」，先簡述五四當天情況：「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的高壓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然後指出這個運動三種關係著民族存亡的「真精神」：（1）學生犧牲的精神；（2）社會制裁的精神；（3）民族自決的精神，分別加以論述。胡適說：「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胡適那時應該還不知道「毅」就是他的學生羅家倫，他對羅家倫關於五四運動的詮釋表示肯定。要知道，這篇〈五四運動的精神〉發表時，距離五四才三周，羅家倫就能用那麼宏觀的視角，深刻詮釋那一場基於愛國所發起的示威遊行，這很不容易。
此外，我們也要特別指出，羅家倫把這一場示威遊行命名為「五四運動」，一槌定音，其內涵和精神，自此也就不斷地被讚嘆、被重探。
從學生到社會、到民族，層面擴大且提升，學生之犧牲（運動）、社會之制裁（輿論）、民族之自決（尊嚴），其真諦成為羅家倫一生之探求，不過我們總覺得他最關心的還是青年、學生，從五四一周年即反省一年來學生運動之得失，並企圖尋找應行、可行之路，以至於其後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紀念日，關於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他們應該團結以面對時代的挑戰、他們的學習態度及應有之禮節等，他的期勉都非常懇切，語重心長；另外，對於五四運動之被誤解，五四運動和新文學／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國共兩黨對於五四運動的解釋，他都極重視，不斷地駁辯論述，有正本清源之效。
1949年的最後一天，羅家倫在印度降旗撤館；次年二月一日抵台，五月初他有〈五四的真精神〉一文，指出「五四是兩種意識覺醒的表現」：即新文化意識、國家民族意識；二年後他又寫〈憤慨和感嘅〉，對於中共之爭奪五四話語權及台灣當時之保守文化，既憤慨又感嘅。事實上，國府遷台後，面對五四，只強調其「文藝」面，其他的精神面向都不敢碰觸，無怪乎羅家倫在他最後一篇談五四文章〈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1967）中，會如此語重心長地說：「五四運動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就現代化的意義來說，仍是有待我們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羅家倫辭世於五四運動五十年之際（1969），再十年（1979），台灣終於有了《我參加了五四運動》（台北：聯經）、《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五四運動的回憶》（台北：寰宇）三書的問世；往後的二十年間，台灣累積了相當豐富的五四研究成果。千禧年以降，台灣似又回到羅家倫所說「諱言」五四的狀況。在五四百年的此刻，能打破這樣的封閉與寂靜嗎？
羅家倫：永遠的五四健將
為了讓讀者認識羅家倫在五四運動的關鍵角色，提供最原始的文獻資料，中央大學出版了《羅家倫與五四運動》一書。
本書略分二輯，輯一依時間之先後彙編羅家倫一生有關五四的文章，從五四當日的遊行通告，到1967年應《傳記文學》之邀而作〈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計得15篇，從實際參與到近半世紀的五四之思；輯二選錄19篇羅家倫之於五四師友的追憶與評述，寫彼此的交往因緣，有正寫、有側錄，人物躍然紙上，是感人的人物散文，更是這些人重要的傳記資料，帶領讀者回到歷史現場，思入風雲變態中。為使現今讀者認識羅家倫，也更能夠了解文章深意，特附錄歷史學者李雲漢和王聿均二篇憶述羅家倫的宏文。
時值五四百年，理當紀念並深刻反思，中央大學既未曾在新文化運動發展過程中缺席，且扮演了重要的平衡角色，五四健將羅家倫後來又成為影響中央大學至深的校長，我們因之而在五四百年論壇之外，另辦羅家倫與五四運動研討會，並編成此書，盼能讓今之青年可以體會百年風雲，認識一位值得我們敬重的歷史人物。
原文轉載自【2019-05-02/udn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