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年，也是羅家倫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1932年9月，羅先生接任中央大學校長，提出「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使命，以「誠樸雄偉」為校訓，積極發展中大，長達9年，居功厥偉。
羅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業已不朽。可以確定的是，他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揭櫫「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是五四那天學生散發的唯一傳單，2萬份在遊行時被爭搶一空。根據胡適先生在1935年5月的看法，「五四運動」一詞是羅先生首創的。無論如何，他是五四學生中的第一人，說明了文字的收功。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日，北京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加以箭在弦上，所以選定假日發動遊行，有3000多人走上街頭，羅先生一直在隊伍前列。隊伍到達東交民巷時，被外國使館的警察阻擋，羅先生進入各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希望各國給予「同情之援助」。由此可知，他不但有立論，而且有行動。
羅先生稍後指出，這次運動有三種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第一是學生的犧牲精神：此為再造中國的元素。第二是社會的裁制精神：打破昏亂的政府，實現中國轉機的必由之路。第三是民族的自決精神：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因此具有雙重「保險」。這是對五四運動最早的綜合評價，獲得學界共同肯定。
羅先生走過五四，重返書房，從學問入手，成就日後思想家的地位，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新歷史觀三者，不但是他在中大擔任校長的理念，也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藍圖。從歷史裡尋答案，在現實中找方法，所以他不只是書齋裡的人物，心心念念在當代與後世，著書立說，不遺餘力，留下豐富的文存，理當由今天的中大重印。
這位入世的思想家，後來強調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相互助長的。五四運動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文化運動也由於五四運動而擴大，兩者的性質原本有異，精神卻屬一貫，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從思想現代化做起。此說看似折衷，卻也一語中的。羅先生更指出，能為純粹知識的主張而殉難，是人類最光榮高尚的事；能為思想言論自由而犧牲，是對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凡此見解，都在彰顯思想革命的重要，這正是他的終身志業。
五四運動最主要的起因畢竟是抗日救國，民族主義的成分超過其他。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可謂「防衛的民族主義」，有別於古代「文化的民族主義」。同理，中國的現代化，在救亡圖存的心情下推出，是一種「防衛的現代化」。廣義的五四運動，就是雙重「防衛」─民族主義兼現代化。羅先生的五四經驗，證明他是民族主義的實踐者，也是現代化的鼓吹者，令人悠然神往，百年猶有餘溫。
原文轉載自【2019-05-03/中時電子報】